针对广州非洲人的排外倾向展示了中国国民心态的不成熟。（多维记者/摄）

4月初，一名尼日利亚籍男士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拒绝被隔离，甚至在广州第八人民医院咬伤一名女护士。而与此同时，因为全国性的输入性风险加大，这一切似乎都促使广东省广州市地方政府从4月4月开始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筛查。根据广州市政府4月13日提供的信息，广州对在穗4,553名非洲籍人士进行了核酸检测，共检测出111名非洲籍在穗人士核酸检测呈阳性，其中19人为境外输入型确诊病例，包括无症状感染者。

对此，广州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医学隔离观察在内的众多措施，对拒绝配合的外籍人士发出收回居留权、限期出境等警告。不过，这一切措施似乎都成为4月中旬中非关系紧张的根源，加之中国人在互联网上散布的偏见和美国政府的从旁“煽风点火”，这几乎酿成了一起外交争端。这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挑战——不仅仅是外交上，还在于地方政府的外籍人士管理上，也对中国社会构成了挑战。

“外交风波”

根据4月7日广州市政府官方提供的数据，越秀区外籍人士中尼日利亚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马里，有227人。自从尼日利亚籍男子咬伤女护士事件后，广州地方又筛查出至少4名尼日利亚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尔后，广州地方政府按照中国疫情防控重心的转变强化了境外输入风险的防控，这本无可厚非。但4月10日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马（Geoffrey Onyeama）和众议院议长格巴贾比亚米拉（Femi Gbajabimila）分别会见了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要求就一些疑似尼日利亚公民在广州受歧视的视频片段做出解释。

那些视频似乎显示，3名居住在广州三元里的尼日利亚人被地方政府带走隔离，并没收了护照，而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人员与中国地方官员发生争执。在随后两三天时间内，广州非洲人被指受到歧视的消息被媒体不断放大，这导致加纳、肯尼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非洲联盟先后发表声明或传召中国大使向中国政府施压。在4月12日，非洲国家驻华大使联名致信中国外交部的信件中，他们反映中国政府应该解决他们对非洲人在华遭遇的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广州，一些非洲人遭到“不公的对待以及歧视”，称对非洲人的“污名化和歧视”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病毒是非洲人传播的。信中提出，“驻华非洲大使团要求立刻停止强制性（病毒）检测、隔离和其它一切针对非洲人的非人道做法”。

同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也在借机会对非裔美国人发出广州旅行警示，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则直接以一种嘲弄的口吻称这件事提醒世界，“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伙伴关系事实上多么地浅薄空洞”。

广州地方政府此进行过澄清，表示绝不存在歧视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不得不在4月12日深夜发表谈话，再三申明会一视同仁，“针对当前一些非洲朋友的关切，广东方面高度重视，迅速进行梳理排查，加紧改进完善工作方式，包括按照无差别对待原则落实各项健康管理服务，指定专门酒店供需要医学观察的外国人入住，适当减免经济困难人员住宿费用；同外国驻广州总领馆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坚决反对任何种族主义、歧视性言论等”。

次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Moussa Faki Mahamat）通话斥责某些势力挑拨离间中非关系。同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集体会见部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呼吁他们全面理性看待，从国际防疫大局着眼。中国外交部的密集澄清随即便打消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的疑虑。

4月14日，周平剑再度与奥尼亚马举行了会晤。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尼亚马一改日前的对华态度，并明确表示这场误会是因为尼日利亚民众仅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作出错误解读，误以为尼日利亚人和非洲人在防疫中被“挑选出来”，有针对性地被加以区别对待，对此他表示不能理解。事实上至此，这场险些酿成外交争端的意外事件风波已经被彻底化解。它还是揭开了广州非洲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敏感性。

这不仅仅是管理困难

事实上，作为中国外贸窗口城市，广州市政府应该说拥有相当丰富的外籍人士管理经验。根据最近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七次），外国在华人口以北京、上海和广东最为聚集，占全部国际移民人口的62%，广东所占人数最多，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广州及其周边以非洲籍人士最为聚集。为此，广州市建立了所谓的“大外管”服务，在越秀区散居外国人达到200人以上的十多个街道建立了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

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人管理仍然出现了“状况”。尽管广州市地方政府出面澄清，绝不存在歧视非洲人，对各国来华人员将一视同仁，而且还邀请中国最具权威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出席一场由包括尼日利亚等19国外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介绍中国成功的隔离和封闭防控措施。但广东省出于负责有关外国人必须接受新冠肺炎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防疫措施的要求却被海外媒体视为广州地方奉行强硬歧视政策。

回到这场风波，这当然有广州非洲人这一群体本身的问题，事实上在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即曾提交一份名为《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的提案，呼吁重视隐患，但是这仍然在提示，地方政府处理类似敏感问题上需要更多的细心与耐心，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在当下推行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必然。兹不赘述。

更重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广州非洲人管理困难并非简单的地方政府措置失当、粗暴执法等官方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欠缺的问题，在这次事件中，很多所谓歧视也有抱持种族偏见的房东自发性行为，而中国社交网络上的民粹主义言论更是推波助澜。这一切都为地方治理制造了难度和障碍，不排除地方政府被民粹情绪绑架的个别案例。

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国际移民固然都是一个积极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构成较为单一的民族国家来说，其对外来人口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包容度是完全不同于移民国家的。事实上，按照单一民族国家构成，歧视会存在，但不至于大规模发生，比如日本、韩国皆是如此。而如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其建国历程本来就是基于对土著印第安人的驱逐，对非洲被贩卖“奴隶”的奴役，加之其占据社会上层的百人社会也因为来自于不同的欧洲母国存在根深蒂固的“鄙视链”，所以生活在一个犬牙交错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常态化的种族歧视。

当然，中国历史上曾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那是基于一种国家实力的平等甚至是居高临下式的，但是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方世界的殖民侵略和更多亚非拉国家的被殖民，在中国社会打上了很深的民族烙印。它带有两面性，有时会激发一种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甚至会发展为民粹主义的排外情绪；而有时会自我内化为对自我的极度不自信，服从于西方殖民秩序下的种族等级观念，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分成三六九等。

但是，世界的政治经济在不断变化，殖民枷锁已经解除，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的联系更是广泛而深入，但是中国人的心态还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始终没有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和健康的大国国民心态。

所以歧视是否存在，衡量一个社会现代与健康与否，不光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高低，还要看民众能不能展现出与之匹配的现代素质。说明若想早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光靠政府或中共，还得有社会土壤的现代化。因为一个国家样式的方方面面，都隐含在它的人民中间，对于“第五个现代化”来说，同样如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社会土壤，其中关键的还是要回归到人民的现代性。国家治理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更不可能凭空而生，而是依托于社会土壤，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之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呈现何种程度的素养，必然会投射到整个国家身上。一个个具体的人，与现代化的距离，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国家与现代化的距离。只有当中国人的民族性，在不断地学习中变得更加成熟理性，更加包容自信，更加文明现代，社会土壤自然会更加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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